敢于直言：難違一官之小情 頓為萬人之大弊

“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語出《貞觀政要》。唐太宗對唐初名相王珪說，如果不愿違背官員私人的小情緒，可能頃刻間就造成涉及眾人的大危害，這是“亡國之政”，“特須在意防也”。

何謂“一官之小情”?《貞觀政要》指出，在工作中出現意見相左的情況原本很正常，但“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茍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等等，都是“一官之小情”。然而，手握公權力者如果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總要顧忌身邊這樣那樣的“小情”，那么一方的百姓可能就要遭殃了。因此，為官從政應“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

無視“大弊”順應“小情”的人，也許是某些人口中的“好人”，但其本質卻是沒有底線原則的“偽君子”。孟子對此類人作出過生動的闡釋：“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見到錯誤的行為不加糾正，反而與之同流合污，一舉一動仿佛忠信廉潔，實際上“好”了自己，壞了原則，是真正的道德敗壞。

“小”與“大”的背后，是私與公的抉擇。矢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就有著明確的公私立場：“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也就是說，為官者應該勇于為公事擔當，不要怕得罪人，不能為私心犯錯。如果頭頂公家的“烏紗帽”，卻“難違一官之小情”，本質就是打著自己的“小九九”，用公事講私情。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北宋歐陽修評價同朝為官的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四人，說他們因為性格不同、所見各異，所以在議事時“多不相從”。但這四人卻沒有私怨，“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歐陽修稱他們為“天下至公之賢”。《宋史》更是記載：“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由此可見，懷揣公心者，既不會因他人指出自己錯誤而“銜以為怨”，也不會為了與他人“相惜顏面”而曲意逢迎，如此公私分明、坦坦蕩蕩，自然能夠贏得尊重、干好事業。

清代梁章鉅在《退庵隨筆·官常》中寫道：“今之巧宦，有所謂不踹泥者，最為可鄙。”意思是現下那些善于迎合的官員，以遇事不惹“麻煩”為做官準則，最令人鄙視。曾國藩也提出“世故深誤國事”。顯而易見，一個“好好先生”聚集的地方，往往可見官官相護、欺上瞞下乃至民生多艱、民怨沸騰;一個充斥著“老好人”的團體，注定不會有良好的政治生態。“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如果人人都不愿“違一官之小情”，不顧“萬民之大弊”，不講原則、互相包庇，那么，受到損害的不僅是國家機構的公信力，更是人民福祉這個國家穩固之基。

在推動黨的事業不斷前進的道路上，既需要上下同心、團結一致，也需要敢于直言、善于批評、勇于斗爭。共產黨人講黨性、講原則，就要講斗爭。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能含糊、決不能退讓，否則就是對黨和人民不負責任，甚至是犯罪。是“違一官之小情”，還是“為萬人之大弊”?每個黨員干部心中都要有一桿秤，稱得是公與私、大與小;更要有一支筆，劃出紅線、亮明底線，用黨性與原則，書寫出讓黨和人民滿意的答卷。(顧文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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