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掌摑事件：只要還手，就是互毆？_全球快訊

近日，一女子制止高鐵后排“熊孩子”吵鬧與踢椅背，卻反被孩子家長辱罵、掌摑，引發廣泛關注。

5月2日，該女子獨自乘坐高鐵，后排為三名小孩兩位大人。期間小孩一直在玩游戲，多次踢椅背。女子不堪其擾回頭制止，卻遭到家長辱罵，雙方起了爭執。孩子家長扇了女子一巴掌，該女子也進行了反擊。事后，警方認定構成互毆，在對該女子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中寫道“……發生爭吵，進而互相用手毆打對方”，并對其處以200元行政處罰；對“熊孩子”家長處以500元行政處罰。女子最新回應稱，“不接受和解，不需要賠償”，已提起行政復議。

(資料圖片)

該處理結果一經曝光，很多網友發出了“挨了打不能還手？還手了還要被罰款？”的疑問。的確，從現有材料來看，公安機關作出“互毆”認定，意味著如若當時女子不反擊，或許就不用受到行政處罰。這必然會給民眾釋放“挨打后不能反擊”的信號。

一般情況下，互毆與正當防衛是互斥、對立關系，這不存在爭議。正如著名刑法學教授陳興良所說：“互毆可以否定防衛，而防衛則需要排除互毆”。可見對于“互毆”的規范認定尤為重要。

對此，首先應明確何為“互毆”。以該事件為例，女子和“熊孩子”家長雙方到底能否認定為“互毆”呢？

通常認為，“互毆”即相互斗毆，是指參與者在斗毆意圖、傷害故意的支配下積極實施的互相侵害的行為。有學者將互毆區分為真正的互毆和不真正的互毆，前者指雙方事先約定的相互攻擊行為，后者則非基于雙方事先約定，也是司法實踐中對其與正當防衛作出區分的難點所在。

另外，聯系聚眾斗毆罪的相關規定，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互毆”的概念。根據《辦理聚眾斗毆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聚眾斗毆罪是指拉幫結伙，人數一般達三人以上，有聚眾斗毆故意的互相毆斗的行為；通常表現為報復他人、爭霸一方或其他不正當動機而成幫結伙地斗毆，往往造成嚴重后果。具有“互毆”故意是構成聚眾斗毆罪的基礎，嚴重互毆可能升級為聚眾斗毆，構成犯罪。

很顯然，互毆是“不正對不正”，而正當防衛則是“正對不正”。根據我國《刑法》規定，正當防衛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通常認為，構成正當防衛需滿足起因條件、時間條件、意思條件、對象條件、限度條件等五個條件。我國《民法典》也明確規定，“因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

事實上，“互毆泛化”問題存在良久，盡管理論與實務界作出了諸多改變的努力，將案件認定為互毆而否定正當防衛仍是司法實踐的慣常做法。對此，今年3月，最高檢與公安部聯合印發《關于依法妥善辦理輕傷害案件的指導意見》，作出了進一步規定。

《意見》明確提出“準確區分正當防衛與互毆型故意傷害”，并指出，“因瑣事發生爭執，雙方均不能保持克制而引發打斗，對于過錯的一方先動手且手段明顯過激，或者一方先動手，在對方努力避免沖突的情況下仍繼續侵害，還擊一方造成對方傷害的，一般應當認定為正當防衛”，“要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察案發起因、對沖突升級是否有過錯、是否使用或者準備使用兇器、是否采用明顯不相當的暴力、是否糾集他人參與打斗等客觀情節，準確判斷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意圖和行為性質。”

具體到此次事件，一方面，從互毆的認定角度而言，欠缺認定依據。其一，案發起因乃“熊孩子”在高鐵上的吵鬧、踢椅背等不良行為，對于這種不滿8周歲的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孩子，其監護人應當擔負預防和制止不良行為、進行合理管教的監護責任。其二，家長方對沖突升級具有過錯，從對孩子在公共場合的不良行為監管不力，到被指責后率先辱罵他人，再到直接動手打人，每一次的矛盾升級點都在于家長方。其三，家長方作為有過錯一方“先動手”，且以多欺少，采用當眾掌摑的過激手段。其四，女子言語冷靜，且待工作人員來了后便坐下，體現了其在努力避免沖突。

另一方面，從正當防衛的認定角度而言，答案則應是肯定的。女子正是在“熊孩子”家長動手后且其后繼續舉起水瓶意圖攻擊時反擊，反擊行為具有避免自己受到進一步侵害的主客觀性，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女子的行為具有被動性和防衛性，不同于互毆行為的主動性與不法侵害性。

警方認定“互毆”，并對女子作出行政處罰的處置，是值得商榷的。我們常常說，辦案要堅持天理、國法、人情相統一，就是說，不能機械地照搬法條，而忽略了其中的情與理。

被打女子表示，辦案民警花費了大約七個小時來勸她和解，但她堅持不和解，要求秉公執法，讓家長方得到應有的處罰，這贏得了網友幾乎一邊倒的支持。案件已經引起廣泛討論，有關機關更應嚴格依法界分、對相關行為作出準確認定以及公正處罰，“各打五十大板”與過于注重和解的辦案思維或許合法，但絕對不合理，不利于鼓勵人們勇敢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與建設法治社會的要求相悖。

寬容反擊者，也是公平正義的應有之義。在司法實踐中應當明確，適度反擊不屬于互毆，不應給予反擊者以處罰。該事件的處置結果或成為懲治“高鐵鬧”“機鬧”事件的風向標，賦予更多人站出來制止不良行為、不法侵害的勇氣，以及維護自己和他人合法權益的決心。（作者系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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