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商會的生存策略

　　原標題：近代上海商會的生存策略

　　海內外近代史學者對辛亥革命與資產階級研究十分重視，但近代史視角大部分集中在政治史、思想史，近年也重視社會史、風俗史的研究，對比宏觀的政治史和微觀的社會風俗史，處在中層視角的民國社會組織也是非常值得加以考察的對象。清末民初，隨著專制帝制的土崩瓦解，民間社團、民間組織迎來了一個大發展的春天。既然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那么作為資產階級群體最大的社會組織商會，理應得到更多的關注和研究。商會除了把工商業者組織起來，在資本主義較發展地區，其勢力不僅滲透到傳統的會館、行幫、善堂等社會組織，而且更控制了新建立的各種社會團體——商團、體育會、救火會、市政工程機構、地方自治機構以至學校、教育會、文藝社團、醫學團體等，其影響力輻射到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朱英教授這本《曲折的抗爭：近代上海商會的社會活動與生存策略》，是他近40年來研究近代中國商人和商會的重要成果，為我們了解商會在中國近代動蕩歷史進程中的曲折發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歷史另一面。

　　上海商會不僅是近代中國最早誕生的商會，也是號召力和影響力最大的商會，被譽為全國“第一商會”。早在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就曾下詔書要求設立商會，但直到清末新政期間，清政府推行各項新政措施，實施獎勵工商、振興實業的新政策，各省商會才得以正式誕生。在以上海商會為主的商人的積極組織下，清末即開始籌設全國商會，遇到辛亥革命爆發而一度停頓。辛亥革命勝利后，受到推翻清朝、民國肇建的鼓舞，上海商會牽頭聯合全國各地商會，終于在1914年1月召開了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第一個全國商會組織。

　　事實說明，上海商會并不僅僅是一個在商言商的社會組織，在重大歷史關頭，商人也愛國，也曾對歷史進程起到重大作用。清末上海商會成立之初，就在愛國商人曾鑄的帶頭下，發起了轟轟烈烈的抵制美貨運動。起因是美國從1882年開始生效的《排華法案》，1905年，美國政府強迫清政府續訂虐待華人華工的條約，不肯刪改苛刻虐待華工條款，于是商人聯合發起了抵制美貨運動。面對美國公使、使領館的巨大壓力，曾鑄等商會領導人物仍然堅持不改變立場，最終成為一場全國規模的反帝愛國運動。

　　雖然在動蕩起伏的20世紀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中，各派政治勢力此起彼伏，上海商會和商人們雖欲單純地“在商言商”，不介入政治，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每次政治風云變幻和政權的更替，都會對商會造成巨大影響，有時候甚至命懸一脈。在清末民初，上海商會本是一個純粹的民間社會組織，只有服務商人、溝通商情的功能，其組織相對簡單，并不掌握社會資源，也無重大權力、利益可覬覦，故而商會初期擔任會長、會董，更多的是責任，被推選者甚至并不樂意任職。但進入1920年以后，上海商會的影響力逐漸擴大，而中國近代政治更趨動蕩，各派政治勢力和軍事力量紛起，甚至與地方軍事也不無關聯。各政治派別和軍事力量希望拉攏總商會領袖擴大在經濟領域的影響，或者是支持與其聯系緊密者登上商會領導人寶座。譬如善于經營政治資本的傅筱庵兩次干預上海總商會換屆選舉，最終在軍閥孫傳芳的支持下，破壞商會法以及商會章程，使他當上了上海總商會會長。但好景不長，1927年北伐軍攻克上海后，國民黨即以勾結和支持軍閥孫傳芳的罪名對傅筱庵予以通緝。

　　國民黨北伐期間，曾發動組織商民，共同參加革命，北伐軍抵達上海后，就發起籌組上海商民協會，該組織有濃烈的官方背景，連籌備員都由國民黨中央委任，其成立得到高度重視。對清末成立的上海總商會和北洋時代成立的全國商聯會，國民黨并不信任，早在1928年，國民黨中央召開第二屆第四次全體執監委會議，有提案提出整理民間團體系統，其中就提出取消舊商會，上海商民協會立即表示歡迎，呼吁政府盡快統一商人組織，而上海總商會和各省商聯會則對此提議表示堅決反對。1928年10月，上海總商會主導下的全國商聯會進行了自選推薦立法委員的舉動，意圖通過行業界別參政，此舉激怒了上海特別黨部，使上海特別黨部成為當時公開主張取消商會的一支力量。上海總商會本欲與商民協會并存，但卻遭到國民黨政府和商民協會的不斷排擠，意圖吞并，于是上海總商會唯有聯合全國商會奮起反抗，各地商會函電紛馳，連篇累牘向國民黨各級政府提交請愿書，反對取消商會，使得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取消商會的提案最終不了了之。就在大會閉幕后，1929年4月22日，又發生了上海總商會因會客室被占及會所被砸，而被迫“閉門”停止辦公的風潮，再次引發激烈矛盾沖突。從清末以來，在全國享有盛譽的上海總商會成立之后雖然遭遇多次重大變故，但從未有過向全社會公開宣布閉門及停止辦公的先例。上海總商會采用這種極端的方式，對商民協會乃至國民黨市黨部做出回擊。上海總商會此舉博得輿論同情，也引起了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關注，派專人前往上海調查，最終保留商會而取消商民協會。

　　抗戰時期上海淪陷，但商會繼續存在。抗戰勝利后上海總商會又參與了全國商聯會的重建工作。作為近代中國最大、最發達的商業重鎮，可以說一部上海商會史也是一部上海的近代史。(王紹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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