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

原標題：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

經先秦兩漢的漫長發展，到了魏晉六朝，自然山水逐漸進入到文人墨客的筆下，成為兼具物質性和人文性的審美對象，并深刻影響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時期，“山居”成為當時頗為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這不僅與南方不斷得到開發有關，也反映了南朝文人親近自然山水、追求個性獨立的審美觀念的新變。

據史料記載，南朝百余年間，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種類型：一是較為純粹的遁世隱逸。如南齊的褚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絕人物。”（《南齊書·褚伯玉傳》）其“山居”生活以離群索居為特點；二是年老之后退隱“山居”。如蕭梁時期的王規，晚年“辭疾不拜，于鐘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種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選擇；三是以“山居”而兼講學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隱居余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南史·沈麟士傳》）；顧歡“隱遁不仕，于剡天臺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南齊書·顧歡傳》）。這兩人的“山居”生活，實際兼有避世和授徒講學的雙重性質。《梁書·何胤傳》中記載，何胤先后在東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隱居，也是以講授儒學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陳書·沈德威傳》）。張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陳書·張譏傳》）。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學中也有生動的表現。謝靈運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繼承祖業的基礎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宋書·謝靈運傳》）在謝靈運看來，“山居”是一種具有悠久傳統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賦》以始寧墅為藍本，從上古穴居一路說到當時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縱橫捭闔，不僅細致描繪了自己始寧墅的內外設置，寫到了山中的亭臺樓榭，山川形勝，飛禽走獸，花草樹木，重點表現了山居“有異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結合抒發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隱逸情懷。

南朝時期另一位深入描繪“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齊梁時代的劉峻，其代表作品有《東陽金華山棲志》《始居山營室詩》等。與謝靈運對“始寧墅”窮形盡相的描摹相比，劉峻則重在表現“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來是安成康王蕭秀的幕僚，后來“復以疾去，因游東陽紫巖山，筑室居焉，為《山棲志》，其文甚美。”《東陽金華山棲志》以自己隱居金華山十余年的生活為基礎，特別是以所居山舍為中心，采取移步換景式的全景描述，把從山麓抵達自己山居之所的過程完全呈現出來，輔之以介紹金華山的諸多文化景觀，可謂是一幅精彩細致的金華山名勝導游圖。另外，此文也可與其《始居山營室詩》一詩對讀，更能看出劉峻對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鑿戶窺嶕峣，開軒望嶄崱”，選擇了開闊平整之處，既適合建造面積可觀的房宇，滿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廣招生徒講學。可見其生活屬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種“山居”類型。《梁書》劉峻本傳曾記載“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追隨其問學者有官員、士人、道士和僧侶等，不一而足。這說明劉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釋道學術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圍則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鶯，高梧巢綠翼。泉脈洞杳杳，流波下不極。”（《始居山營室詩》）。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飛禽翔集，幽雅的環境顯示出田園詩意般的生活情趣，也體現了劉峻作為主人對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棲志》中的描述與此大致相似：“寺觀前皆植修竹，檀欒蕭飋，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潤肥腴。”這種詩情畫意的美麗圖景與上述之多元文化融匯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豐富多彩，于此可見一斑。

這種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藝術性于一體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僅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而且深刻影響了當時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審美化藝術化。據《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記載，蕭子良“移居雞籠山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雞籠山的居所集合如此眾多且思想各異的文士，從事圖書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蕩，造就頗具聲律之美的“經唄新聲”，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觀。這對“永明體”詩歌的新變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蕭子良在《行宅詩》中也寫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賞悅禽魚，早性羨蓬艾”，詩序中說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選擇，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稟性端疏，屬愛閑外。往歲羈役浙東，備歷江山之美。名都勝境，極盡登臨。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絕澗，往往舊識。以吟以詠，聊用述心。”表現“山居”生活的審美體驗，也多見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吳均《山中雜詩》三首：“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檐上飛，云中窗里出。”（其一）“綠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云。”（其二）“具區窮地險，嵇山萬里余。奈何梁隱士，一去無還書。”（其三）何遜《答高博士詩》：“北窗涼夏首，幽居多卉木。飛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為宴得快性，安閑聊鼓腹。將子厭囂塵，就予開耳目。”吳均詩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厭倦塵俗之士歸隱山林的恬靜之趣，何遜之詩則表現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對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響。即使沒有自然山林的物質條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過花草竹木、清流繞徑的設計獲得脫俗快性之感。這顯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娛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長孺先生曾指出，在南遷之后，經歷北方戰亂的世家大族占據了山川林澤的廣大土地，這是南朝文人體驗“山居”生活的現在基礎。（唐長孺《南朝的屯、邸、別墅及山澤占領》，《歷史研究》1954年第3期）而玄學物我兩忘、逍遙自由的文化追求，則推動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尋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諦。加之東漢后期以來隱逸風尚的流行，都促使眾多南朝文人自覺選擇“山居”生活。不僅體現了重視生活質量、全身養性的生活態度，也表現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樂的審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與西方“人，詩意地棲居”的理想具有深層的相通之處，也是我國古代文人群體精神旨趣和審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作者：李偉，系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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