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邏輯中的人和故事——讀王唯銘的《蝶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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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都市邏輯中的人和故事（主題）

——讀王唯銘的《蝶變上海》（副題）

陳保平

如果抬頭看一棵百年大樹，你可能會有點物是人非的滄桑感。但植物學家要告訴你這棵樹如何演變至今，你大概不會有太大興趣。而當一位與你生活在同一城市，又做了大量史料研究的作家，向你描述這座城市一百多年怎樣走過來，什么是它生生不息的動力？你或許會有點興趣。人到靜下來的時候，也許都會想一想，此生此地從哪里來？會走向哪里？

王唯銘的這本非虛構作品《蝶變上海》，至少能回答第一個問題。他記述了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那是上海從一個老城廂轉變為現代都市的歷史長卷。雖然打開這幅長卷我們難免會有痛楚，但仔細看每一幀，你或許會對我們這個城市的破繭過程有幾分激動。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果事情不是這樣發生，兩個重要人物沒有相遇，上海周圍沒有江南這樣一片土地，歷史的演變還會是這樣么？歷史無法假設，但王唯銘的敘述和感悟讓我們感到，在都市化的邏輯背后，民族性、人性、個人的遠見卓識，都對歷史走向起著不小的作用。

王唯銘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都市文化興起的。作為特稿記者，他從未放棄過重大事件的“至現場”，但對上海開始重新步入現代國際大都市的文化現象一直抱以極大的興趣。電影、服裝、流行音樂、酒吧，他追尋這個城市伴隨經濟和商貿發展的新時尚。也不失時機地批評那些缺乏要素、受“假、大、空“風氣影響的偽時尚。或許那個時候他對百年海派文化的接續還不那么自覺，但他對年輕一代熱情擁抱都市文化，和上海蘊藏的面向世界的內生動力十分敏感。作為一名優秀記者，他沒有止于自己的敏感，記錄的同時始終在思考：所謂代表上海都市文化特色的“海派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從《蝶變上海》的敘述邏輯來看，作者大致把這個進程歸納為開埠、租界、航運商貿發達、江南移民進入、民族意識覺醒、東西方文化融合、迅速城市化……他把都市文化的興起依托在這個基礎上是符合邏輯的。就像我們今天所說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帶來文化需求的增漲。但與其它作品不同的是，作者在梳理上海蝶變的邏輯同時，落筆的重點常常是幾個關鍵群體：如“露天通事”“秉筆華士”“買辦”等；關鍵人物：如“雷米”“徐壽”“傅蘭雅”“唐廷樞”等；關鍵事件：如“洋涇浜英語”“江南制造局”“三代石庫門”等。且能從大量的史料中發現和揣摸人性的細節。比如其中寫道，徐壽曾建言江南制造局成立翻譯館，開始被曾國藩批得一文不值。但兩年來，曾國藩軍務再忙，卻一直記得徐壽建議中的第四條：翻譯西書。“將西國要書譯出，不獨自增見識，并可刊印傳播，以便國人盡知。”作者認為以曾國藩從來的廣闊視野，他當然知道，中國要崛起，趕上列強，首要就是將他人的好東西先拿將來。所以他最后拍板：“蓋翻譯一事，系制造之根本”，并點名讓徐壽任江南制造總局翻譯會館會辦。王唯銘這樣評價曾國藩：“與兩年前他自己的觀點相比，判若兩人，這才是真正精英的做派，人免不了短視，而能克服自己的短視，便擁有歷史向度的長視。”寫上海張園的創始人張叔和，購得英國第一代冒險家格農的20畝庭院。他是孝子，本想“讓母親大人在晚春落紅、深秋降霜的環境里頤養天年”，但母親突然離世。張悲痛欲絕，在萬念俱灰中決定賣掉園子。作者寫道：“如果說睹物思人，思人則傷人，賣掉院子正符合心理學上的選擇性回避。（但）這一步真的邁出去，上海大史里斷不會有‘張氏味純園’傳奇，張叔和就與所有無名氏一樣，在時間湍流中被沖擊得不知去向。”當然，也就沒有我們今天修復后重新開放張園的新聞了。

瀏覽世界各大城市，可以說現代都市的模式大致相似，都是在港口、商貿、移民、發電、自來水等工業文明后發展起來的。但享有主權的侵略性文明，與沒有完全主權的輸入性文明還是有所不同，后者在其文化融合過程充滿曲折、吊詭。其間，不只是民族意識覺醒后的屈辱和反抗，還有保守勢力出于既得利益的腐朽和頑冥，更有如何自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視野和胸懷。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使得《蝶變上海》的故事在都市化的邏輯下有了更多非線性的想象空間。當你看到上海道臺丁日昌因英國商人雷諾未經清政府允許，私架中國第一條電報線，便慫恿鄉民暴力拆除277根電線桿。雷諾離開后，丁日昌又與各領事及工部局董事會約定，只要手續完備，可架電報線；當你看到昔日為怡和洋行做買辦的唐廷樞被李鴻章、盛宣懷邀來辦招商局，向李中堂提出用222萬兩白銀買下英商旗昌昌輪船公司，李一口答應，開創了收購外輪公司的先河；當你看到雷瑪斯想在上海建電影“帝國”，最后鎩羽而歸，而上海成為電影之都，1930年代就有140家電影公司，國產片風行，阮玲玉、趙丹、周璇等成為海派文化的象征等，也許我們對東西方文化融合的“蝶變”“破繭”會有更深的理解。

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文化傳統的民族，其實每一段歷史的演變都有其特質和高光時刻。只是當世界進入現代工業化時代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巨變，古老中國面臨列強四起、儒學受挫、文明失序的狀況，何去何從才變得至關重要。《蝶變上海》能以此為切入點，抓住那些雖忍辱負重仍睜大眼睛看世界，勇于追趕浩蕩潮流；雖拘于利益仍埋頭學習先進，繼而為民族憂思又發奮圖強的人和故事，情動于衷、揮灑自如繪就百年長圖，憑這一點就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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