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時：關于《鴟鸮》作者問題的一條材料考辨

原標題：關于《鴟鸮》作者問題的一條材料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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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豳風·鴟鸮》本周公旦所作，為《詩經》中少數有確定作者的篇目之一，見于《尚書·金縢》。《金縢》述武王卒后，管蔡流言，周公平亂，而后“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鸮》”。《毛詩序》據此言：“《鴟鸮》，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鸮》焉。”關于《金縢》所載，古人爭議者，在《鴟鸮》詩的具體創作時間。或以為周公居東之時，或以為管蔡既誅之后（參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至于周公作《鴟鸮》，則無疑議。

近代以來，周公是否《鴟鸮》作者，曾遭質疑。在否認周公作者的若干舉證中，有一條出自《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引文中孔子的評論，談到詩篇作者，只說“為此詩者”，未言及周公。

顧頡剛先生的名文《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說：“孔子、孟子都是最喜歡稱道周公的，為什么只說這詩的作者大概是一個‘知道’的人，而不說是周公，好像他們并沒有讀過《金縢篇》的樣子呢？”顧頡剛先生疑《金縢》晚出，故連帶質疑《鴟鸮》的作者。顧先生的文章1923年發表在《小說月報》十四卷三至五號，原題《詩經的厄運與幸運》，后修訂易名，收入《古史辨》第三冊。1936年徐中舒先生發表《豳風說》一文，沿續了顧先生的看法。文章說：“《尚書》為儒家所傳。此詩如為周公之作，孔孟不容不見，何至于此復作疑辭？”論證思路與顧頡剛先生相同。后來，洪業先生撰寫《破斧》一文，即援用徐中舒先生的上述意見。

顧、徐諸家根據《孟子·公孫丑上》的材料，論證《鴟鸮》作者并非周公。理由是孔、孟在稱引時只說“為此詩者”，未曾明確指明其作者就是“周公”。

特定的歷史時代影響并造就著特定的思想觀念。顧、徐諸先生的文章是疑古思潮的產物。對《鴟鸮》作者的懷疑是與對《尚書·金縢》篇的極度懷疑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近年來簡帛古書尤其郭店、上博，以及清華諸簡的發現，使人們對前述思潮開始反思。現在我們知道，孟子確實可能讀過《金縢》，清華簡《金縢》別本的出現證明了這一點。碳十四測年等數據表明，清華簡的年代與孟子活動年代正相當（李學勤《清華簡的文獻特色與學術價值》，《文藝研究》2013年第8期）。

在顧頡剛先生的文章發表之后，有學者提出反駁。同樣收錄在《古史辨》第三冊的劉澤民的文章《〈鴟鸮〉的作者問題》針對顧文的論證，說道：“先生以為孟子引這詩，沒說明這是周公所作。但是孟子對于詩的作者本不十分知道的清楚，先生在孟子說詩一章里早已說明。即使他真引古書，恐怕也未必可靠罷。”該文雖欲反駁顧文，然未能正面舉證，且所謂“不十分知道的清楚”“未必可靠”等語，所持的基本態度是懷疑的。其雖欲駁顧文，然客觀上恐怕只能加深人們對于《孟子》本身的懷疑，對于論證本身難以有效推進。

也許由于上述原因，《孟子·公孫丑上》的這則材料，成為否定周公為《鴟鸮》作者的基本材料沿襲下來，見于各類《尚書》注本及專門著作，如屈萬里《尚書集釋》、張西堂《尚書引論》等。其他專文論說者，如趙儷生先生《說〈鴟鸮〉兼及〈金縢〉》即引據前述《孟子》相關內容，認為“孔、孟絲毫不知《鴟鸮》與周公有任何聯系”（《齊魯學刊》1992年第1期）。凡此皆承襲前引古史辨派諸先生之思路。

《金縢》的制作時代及其文本傳流，乃是極復雜的問題，在此不能詳論。僅就《鴟鸮》作者是否周公這一點而言，則由《孟子·公孫丑上》的材料本身，并不能得出前述學者所認為的結論。孔子沒有講明詩篇的作者，不足以成為否定詩篇作者為周公的理由。考校《孟子》書法，可以幫助我們認清這一點。

《孟子》稱述孔子說詩，其不及作者姓名者，《鴟鸮》并非孤例。《孟子·告子上》：“《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引《詩》出自《大雅·烝民》篇。《烝民》全篇八章。其卒章曰：“四牡骙骙，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我心。”《鄭箋》：“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尹吉甫是《烝民》篇的作者，有作者自記，為治《詩經》者所熟知。孔子稱引該詩，僅言“為此詩者”，而不及作者名字，這與《公孫丑上》稱引《鴟鸮》而不及作者，體例正相一致。

如果說，周公之為《鴟鸮》作者，其依據尚在詩篇之外，那么，《烝民》詩的作者，則由詩篇本文所證明，不存在 “孟子對于詩的作者本不十分知道的清楚”的問題。因之，明述作者與否，并非知與不知的問題，而是必要與否的問題。

寫作意圖決定寫作內容，這是人們熟知的修辭之法。《孟子》的相關內容，其寫作意圖在于說明道理，作者問題并非關鍵。《公孫丑上》稱引《鴟鸮》，意在說明未雨綢繆之道。《告子上》稱引《烝民》，意在說明萬物各有法則。作者問題既非論述重點，故略而不及。

類似書法廣泛存在于諸子傳記之稱引《詩經》。《墨子·尚賢中》：“《詩》曰：‘告女憂恤，誨女予爵。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禮記·坊記》：“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眾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墨子》所引“告女憂恤”諸句，《坊記》所引“民之貪亂，寧為荼毒”二句，皆出《大雅·桑柔》，是芮良夫的作品。而前者僅說“此語”云云，后者則直接明述義理，皆省略詩篇作者。《文心雕龍·镕裁篇》說：“辭如川流，溢則泛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由此可見，刪裁作者信息，使所欲講明之道理彰顯，乃為文之必然。

應該指出，顧頡剛等先生的論證是在疑古思潮的支配下，過度使用“默證”的結果。該論證可概括為，“若孔孟得見，則孔孟必言。孔孟未言，則此事無有。”即默認孔、孟如得見相關記載，必明言之。然“默證”的運用自有其界限。張蔭麟先生曾于《學衡》發表《評近人對中國古書之討論》一文，據法國學者之研究，指明“默證之應用，限于少數界限極清楚之情形”，其中之一是：“未稱述某事之載籍，其作者立意將此類之事實為有統系之記述，而于所有此類事皆習知之。”如前所述，孔子之稱述《鴟鸮》，抑或《孟子》之稱引詩云子曰，其意皆不在對詩篇作者“為有系統之記述”，其言不及之，無足深怪。張文發表于1925年，其所指出的問題，直到今天，仍不失指導意義。

也許有人會說，稱述“周公”，不是更能增加引證的份量嗎？猶如今日之稱引名人名言。我們以為，《孟子》稱引“詩曰”，而非“周公之詩”曰，這正好說明，《詩》在當時一般學者中，已具備經典地位，而不限于貴族與官學范圍。由孔子所開創的“詩家”之學，至此已歷百余年，作為文字文本的《詩》，廣泛流傳于孔門后學，成為論說的直接依據。

（作者：高中華，系聊城大學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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