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熱點！“史升漢降”與史學史之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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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史升漢降”與史學史之延長

【讀史札記】

傳統“正史”中，《史記》和《漢書》雙峰并峙，影響深遠，而兩者間的異同高下之比較，也成了中國史學史上最有興味的話題之一。有的時代人們喜歡《史記》，有時則更喜歡《漢書》，概略地說，大約中唐之前，人們甲班乙馬，宋以后，人們劣固優遷。漢唐間，《漢書》對《史記》占有壓倒性優勢，因為《史記》被當作誹謗憤怨之書。中唐之后，文風遞變，《史記》開始受到青睞，宋人如鄭樵和劉辰翁都貶低《漢書》。到明代，文學領域的擬古派、唐宋派都對《史記》推崇備至。清代隨著考據學興起，《漢書》地位相對升高而《史記》稍詘，但也算不上扳回一局。一定程度上，通過《史記》《漢書》的“較量”，可以窺知不同時代的學術氛圍與思想傾向（近如大木康所著《〈史記〉與〈漢書〉：中國文化的晴雨表》一書就持此見）。

那么，唐宋間這個“史升漢降”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呢？徐復觀的看法具有代表性：《史記》實際上是“以文而見重”。中古中國是個貴族社會，典雅淵懿的《漢書》符合貴族階層愛好駢文的審美口味。唐以后，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轉變，隨著市民文化的興起，對散文的愛好逐漸成為主流，《史記》地位因此快速上升。這個解釋之外，胡寶國的名文《〈史記〉的命運與史學的變化》增加了史學內在理路的解釋：這和史學從“重敘述”走向“重解釋”的變化有關，《史記》貫穿了對歷史的某種解釋，當宋代以后人們逐漸重視歷史解釋的時候，《史記》自然就受到了推崇。

在“史升漢降”的轉折點上，有一個人起了重要作用，這就是唐代的韓愈。韓愈對《史記》推崇備至，他本人“雄深雅健”的風格也和司馬遷一脈相承。錢鐘書《管錐編》講：劉勰尚不特重《莊子》和《史記》，是韓愈卓越的鑒賞力改變了這一點：蓋劉勰不解于諸子中拔《莊子》，正如其不解于史傳中拔《史記》，于詩詠中拔陶潛……文章具眼，來者難誣，以迄今茲，遂成公論。韓愈提倡古文運動，主張越過六朝的駢文時代，回到司馬遷時代，以《史記》為古文典范，由此開始了《史記》的復興與地位提升。推崇《史記》，韓愈是關鍵人物，當然韓愈提倡古文運動實際上也代表了時代的脈動和文風之演變，此后唐宋諸家、明代的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皆追隨其后。

不過，我們不必過度強調這一過程中的個人因素與偶然性。精英人物在鑒賞品位上的引領固然重要，而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則是文化變遷之基礎，兩者互動合拍才使某種品位成為主流階層的文化標識。這里我們就著歷史思維的一個特點，補充一個對“史升漢降”的觀察。這個特點就是“據后以論前”，按歷史哲學家阿瑟·丹托的看法，歷史評論都是“據后以論前”的：立足于后面發生的事情，不斷修正對前面發生事情的評價。史學史上單本著作（歷史人物、藝術品同理）并不具備完整的評價意義，它們只是某個史學史敘述中的一個節點而已，其意義要和所有進入這個歷史敘述的著作對照才能衡定。當這個歷史敘述不斷延展，每一次加入新著作，都會使得已經在這段歷史中的原有經典著作挪動位置——哪怕是一點點的挪動。E.T.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中說：“當一件新的藝術品被創作出來時，一切早于它的藝術品都同時受到了某種影響”，新作的出現使得整個藝術史的體系有所修訂，“每件藝術品和整個體系之間的關系、比例、價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調整”。后人繼承著前人，續寫著歷史，但從歷史評價的角度來看，后人加入歷史就會影響前人的歷史定位，續寫歷史同時也改寫著歷史。后出的歷史把各種可能性變成現實，同時使人們調整此前歷史的敘述。胡寶國說：“宋代史家有追求會通的風氣……他們從會通的角度看《史記》，自然會給司馬遷以很高的評價。到清代，紀傳體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飲水思源，認識到《史記》的開創之功是比較自然的事情。”這段話就是采取了“據后以論前”視角。到唐初為止，除《史記》之外，可以說還沒有一部成功的通史，到唐宋后出現“三通”、《資治通鑒》等出色的通史著作，長于會通的《史記》隨之更受重視；后世紀傳體越是蓬勃發展，紀傳體鼻祖《史記》的地位自然會越來越高。或許就像阿瑟·丹托的名言“彼特拉克無意開創文藝復興”一樣，司馬遷也無意開創“歷代紀傳體正史”，彼特拉克“文藝復興開創者”的身份和司馬遷《史記》“史部第一書”的地位，不完全是由其自身，而是由其后加入的名家名作推上去的，踵效其后的人物越多、陣容越盛，他們的歷史地位就越高。

《漢書》從來不是一本單純的歷史著作，它的背后有著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定強盛的大一統王朝的加持。《漢書·序傳》：“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后揚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在班固看來，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揚名后世，是因為有典籍記載其成功。“漢紹堯運”，也應有如椽大筆予以記述。“巍巍乎其有成功”的漢王朝，呼喚著并產生了“煥乎其有文章”的《漢書》。從班固這個自我定位來看，《漢書》如同記載上古堯舜之事的《堯典》一樣，是一個朝代的記功碑，事實上也正是《漢書》的文字，奠定了后人對漢朝的集體記憶。《漢書》的文本與漢朝的歷史是相互成就的，可以說，《漢書》乃漢朝一代之大制作，有其神圣性。一個王朝和一本史著相得益彰，這一情形在滲透著強烈批判精神的《史記》上是不存在的。中國歷史至唐宋走出了一新境，所以《史記》《漢書》評價的轉折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對生活于分裂動蕩的魏晉南北朝的人們來說，除了渺遠的三代之外，理想的王朝、盛世的典范只有一個：漢朝。到隋唐中國重歸統一強盛，此后宋元明清諸王朝加入歷史，足夠長的歷史就給人們呈現了更多的可能。對唐之后的人來說，可以羨漢也可以慕唐，還可以把趙宋推為“造極之世”，漢朝作為“典范王朝”的意義在人們心中因為唐宋等朝代的出現不再具有唯一性，《漢書》價值的下降某種程度上與此不無關聯。

到了唐朝，歷史延長了，可以重估漢朝的意義；史學史也延長了，足以編排出一個趨勢。在當時尚古思維定式的支配下，“先馬后班”某種意義上從時間順序變成排位順序。宋代的葉適曾就古書中的“序”說：“司馬遷變古法，惟序己意，既已失之”，到了班固“淺近復重”，至其后史官，“則又甚矣”，得出一個從司馬遷到班固再到后世逐級而下的敘述。清代章學誠的史學史敘述中，“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史學從班固開始變糟糕起來，如“歷法久則必差，推步后而愈密”。章學誠甚至說“唐后史學絕”，意思是唐朝之后的史書集眾官修，拘守成法，在“摹規較矩”中失去靈魂。我們知道，《史記》《漢書》有一個關鍵不同：《史記》本為私書而《漢書》實為官書。《史記》稱得上是古代最富有個人色彩的史書，上承戰國時期的“百家言”而非“王官學”傳統。而《漢書》“以‘書’為名，亦稽古之偉稱”（劉知幾語）。班固被指控“私改國史”后得到皇帝特許，在宮廷直接監控下以“官督私撰”的方式完成前漢興亡史，書成之后又得到朝廷推廣，成了歷代封建王朝編纂官方史學的前驅。《史記》雖列正史之首，列朝統治者心中的正史范本顯然是《漢書》而不是《史記》。唐朝后館局分曹編纂、強分抑配、陳陳相因，益發襯出作為私人修史的《史記》的獨立精神和個性風采。直到近代，梁啟超倡導“新史學”，他寫道：“《史記》以社會全體為史之中樞，故不失為國民的歷史。《漢書》以下，則以帝室為史的中樞，自是而史乃變為帝王家譜矣……班固作俑之力其亦偉矣”。梁啟超筆下，司馬遷是“史界太祖”，而以“作俑”貶詞加之于班固，到此時，《史記》《漢書》地位似更不可同日而語了。

傳統史學向現代史學轉型之后，《史記》受重視程度遠勝《漢書》。現代史學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建構民族國家認同，在探尋國家和文明起源上，《史記》有著《漢書》無可比擬的價值。當現代史學以新的史料觀念全面重估古代史著價值時，甲骨文研究及考古成果不斷驗證《史記》內容的可信度，現代通史編纂的興起也使得《史記》更受推崇。

（作者：章益國，系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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