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通訊！大松山墓群：一部埋藏地下的“黔中通史”

原標題：■罕見的大型歷史時期公共墓地 ■貴州地區兩晉至明代墓葬的年代標尺 ■西南邊疆古代民族的歷史畫卷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案例（引題）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大松山墓群：一部埋藏地下的“黔中通史”（主題）

【考古中國】

貴州黔中地區，地處貴州乃至中國西南腹地的交通樞紐位置。從漢代開始，就有漢文化分別經南夷道、赤水河、烏江三條通道南下，在黔中地區匯集，再繼續往南和西南方向延伸。后來，隨著政治中心南移，從元代開始，東西向湘黔滇古道開始形成，黔中地區的交通樞紐位置更加凸顯，成為東西南北文化交匯之地，因此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

大松山墓群位于貴州省貴安新區馬場鎮，是為了配合貴州醫科大學新校區一期項目建設而開展的搶救性考古發掘項目。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中山大學對該墓群開展了全面考古發掘，發掘面積1350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類文物4000余件（套），取得重大收獲，并入選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記錄綿延1400年的黔中歷史

大松山墓群可分為早晚兩段四期。早段為兩晉南朝和隋唐時期，共有墓葬155座，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庫周圍的斜坡地帶，依山勢排列，三兩成群，墓向不一，表現為小聚集家族墓地形式。墓葬多為石室墓，墓室構筑規整，墓頂為券頂，有不少修筑了排水溝，部分有墓道。

晚段為宋元明時期，墓葬共2037座，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兩類。石室墓砌筑較隨意，所用石料大而粗糙，頂部也由早期券頂變為用石板或條石橫蓋的平頂或疊澀頂（石條層層壘砌向外挑出的建筑形式，多用于塔、墓。——編者注），未發現排水溝。墓葬主要密集分布在青松嶺以西001縣道兩側名為墳壩頂的斜坡區域，墓葬從早到晚，自東側高處逐漸往西側、西北側低處擴展，呈現出公共大墓地的格局。

從墳壩頂可窺見大松山墓群的發展演變軌跡。墳壩頂區域東側高處有兩晉南朝時期墓葬1座、隋唐時期墓葬3座，呈現出典型的家族墓地格局。宋代開始形成公共墓地格局，80座宋代墓葬從墳壩頂墓地東側往西和西南延展，墓向一致，分布規律。元代墓葬分布于宋代墓葬的西北側，墓向與宋墓一致。宋元時期墓葬均不見打破、疊壓關系。明代，墳壩頂墓地大規模發展。

自兩晉南朝至明，墳壩頂墓地持續使用近1400年，濃縮了大松山墓群從兩晉南朝和隋唐時期的家族墓地，到宋元明時期公共墓地發展轉變的全過程。大松山墓群作為貴州乃至西南地區已發掘規模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一處歷史時期墓群，反映了黔中地區古代文化進程，比如見證了中央對云貴地區直接管理的“漢夷邊界”東移，堪稱一部埋藏于地下的兩晉南朝至宋明時期的“黔中通史”。據此，建立了貴州地區兩晉至明代墓葬的年代標尺。

打開西南古代民族的歷史畫卷

大松山墓群出土文物達4000多件（套），數量眾多，材質豐富，包括金、銀、銅、鐵、錫、陶、瓷、漆木、玻璃、玉石等，并出土少量紡織品。文物類型多樣，以生活用品和裝飾品為主。生活用品主要有陶瓷器如釜、罐、壺等；金屬器主要有銅釜、鍪（音“謀”，古代炊具。——編者注）、鐎斗等；漆木器主要有盤、碗、盒等。裝飾品豐富，有金花片、發釵、珠子、銀梳背等，還有錫、玻璃、琥珀、瑪瑙、玉石、海貝等飾件。

這些數量眾多、類型豐富、造型獨特、工藝精湛的器物，按一定的組合方式隨墓主安葬，或擺放于墓室的前后兩端，或置于棺內，或隨身穿戴，體現了一定喪葬儀式和喪葬習俗。同時，也反映了“事死如事生”的觀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觀寫照，記錄了黔中地區先民們富足、安寧、祥和的生活。

出土的罐、釜、鐎斗等生活用品，還原了墓主生前存放食物、炊煮、餐飲等的過程和生活場景。其他出土的器物中，漆盒是收納的盛器；鏡是女性裝扮的必需；女性墓室頻繁出現的鐵剪與女紅相關；錢幣為市場交易的流通物；押章則體現了這里和諧的契約精神。

豐富的裝飾品，則體現出當時黔中地區婦女對美的追求。發髻上插著懸掛串珠的超長銅發釵、裝飾著精美的包銀木梳，頭上戴著綴滿珠飾的頭巾，頸間掛著漂亮的玻璃珠、海貝或帶鈴的管狀銅項飾，手臂上有40多串臂釧，腕上是紋飾精美的手鐲，指間有戴滿十指的戒指，胸側及腰間還有各種各樣的掛飾……這些均展示了大松山、特別是墳壩頂墓地族群中婦女的審美觀。

我們對炊煮器內的殘留物進行了分析檢測，以便了解墳壩頂墓地族群的食譜情況。12例個體的穩定同位素分析顯示，墳壩頂墓地族群的食物主要為稻類植物。少量個體顯示其食物可能與玉米有關聯，或為玉米等在貴州地區的傳播提供了新的證據，亦揭示出墳壩頂墓地明代墓葬數量劇增的原因之一。對炊煮器陶釜等殘留物分析的初步實驗數據顯示，存在明確的豆類、植物可食用根莖和疑似黍亞科農作物。

通過文化元素分析，再結合文獻和民族學材料，我們推測墳壩頂墓地居民的族屬有可能是苗族。墓葬上，墳壩頂墓地顯示出了石室墓傳統；裝飾上，墳壩頂墓地族群顯示出頭上喜歡裝飾珠子、鈴、插戴銅長發釵和銀梳背，喜愛管狀銅項飾、紋飾精美的銅戒指、手鐲等傳統，還出現牛角紋飾，這些均體現出濃郁的苗族文化特征。這一推測，也得到古DNA檢測的支撐。通過對墳壩頂墓葬中兩例明代個體古DNA檢測分析可知，他們的遺傳信息與現代南方漢族人群（以貴州、重慶等地西南漢族為代表）、現代苗族等已基本一致。

正是以上豐富的細節，活化了西南邊疆古代民族的一個個生活場景，反映了該地區不同時期生活、商貿、信仰、喪葬等的文化面貌，生動描繪出一幅長達1400年的歷史畫卷。

提供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案例

大松山墓群有著1400多年的文化接續傳承：有從早到晚一脈相承的石室墓傳統；有較為穩定的隨葬品組合和埋葬方式——以生活用品和裝飾品為主，分別出土于墓室前后兩端和女性墓主的上半身位置；有對珠飾、銅銀裝飾品等的持續崇尚和不變的審美情趣。這些均體現出其獨特、穩定的民族文化面貌和地域特征。

大松山墓群的文化面貌也有著時代上的差異性發展，如墓室砌筑規整程度逐漸減低，石材由小變大，墓室由長變短，墓頂由券頂變平頂；早期有倒葬（貴州地區墓地均依山傍水，頭在高處腳在低處稱“順葬”，反之稱“倒葬”?！幷咦ⅲ┈F象，晚期幾乎以順葬為主；隨葬器物的生活用品組合呈簡化趨勢，而裝飾品卻逐漸豐富；宋元明時期墓葬有典型的毀器葬俗等。

大松山墓群出土器物，還反映出與域外存在直接或間接的貿易往來。珠飾檢測結果顯示，早期珠飾有域外因素。南朝墓出土的玻璃珠，屬于西方玻璃制造傳統的鈉鈣玻璃，與南亞、東南亞等地區遺址發現的“太平洋珠”，具有相同的“拉制”工藝。南朝墓出土的琥珀小獅，源于歐洲或印度洋。明墓出土的海貝，來自熱帶海洋，其中晚期出土的海貝，來自馬爾代夫的可能性很大。

大松山墓群出土器物，也體現出貫穿始終的漢文化元素。大松山墓群出土器物表現出早段以漢文化為主、地域文化為輔，晚段以地域民族文化為主、漢文化為輔的特征。無論如何，漢文化元素一直貫穿大松山墓群發展始終。檢測結果顯示，大松山墓群出土的晚期珠飾主要產于國內，基本使用國產的高鉀高鈣玻璃，顏色多固定在藍、白、綠等較為單一的色系，采用的制作工藝也是中國傳統的“纏絲法”。玻璃簧形管狀飾和白色透明小圓珠，均來自山東淄博顏神鎮的玻璃作坊遺址。南朝時期墓葬出土的銅鍪，與長江三峽地區有密切關系。隋唐時期的墓葬，出土了來自廣西梧州的青釉四系瓷罐，還有龍泉窯高足杯、景德鎮民窯青花瓷。此外，出土器物還表現出儒釋道并重的宗教信仰。以上這些，均體現了該地與國內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以及不同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動過程，是反映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生動案例。

（作者：周必素，系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考古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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